【生平简介】 茅以升(1896—1989)，字唐臣。茅以升出生于江苏丹徒县(今镇江)一户书香之家。3岁时接受母亲的启蒙教育，5岁读私塾，7岁入思益学堂(1903年在南京创办的国内第一所新型小学)，1905年入江南商业学堂，1911年考入唐山路矿学堂。1916年毕业于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土木工程系。同年考入美国康奈尔大学，读研究生，1917年获康奈尔大学硕士学位。经导师贾柯贝介绍，在匹兹堡桥梁公司实习，同时又利用业余时间到卡利基理工学院夜校攻读工学博士学位。1919年成为该校首名工学博士。博士论文《桥梁桁架次应力》的创见被称为“茅式定律”，并荣获康奈尔大学优秀研究生“斐蒂士”金质研究奖章。 1920年，茅以升应邀回唐山工业专门学校，任教授。1921年任学校副主任。1922年7月，他受聘为东南大学教授。1923年，该校成立工科，他首任工科主任。1924年，任河海工科大学首届校长。1926年任交通部唐山大学校长。1927—1930年，任北洋大学教授、北平大学第二工学院院长。1930年至1931年任江苏水利局局长，1934年至1937年任浙江省钱塘江桥工程处处长（挂此职到1949年）。1937年至1942年任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今西南交通大学）代院长、院长。1942年至1943年任交通部桥梁设计工程处处长。1943年至1949年任中国桥梁公司总经理。1943年当选中华民国教育部部聘教授。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至1952年任由母校唐山工学院（今西南交通大学）和北平铁道管理学院（今北京交通大学）组建的中国交通大学（1950年改称北方交通大学）校长。1951年至1981年任铁道技术研究所所长、铁道科学研究院院长。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1959年在北京十大建筑的建设中，担任人民大会堂结构审查组组长，并为周恩来总理指定为设计方案最终审定签字负责人。1955至1957年主持设计了武汉长江大桥。1977年主持设计了重庆石板坡长江大桥。1982年当选美国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1989年11月12日病逝于北京，享年93岁。

【科学成就】 主持修建钱塘江大桥 茅以升是中国近代桥梁事业的先驱。他从选择桥梁专业时起，就把培养桥梁建设人才和在祖国江河上修建桥梁视为自己的终生目标。1933年3月，浙江省决定在钱塘江上兴建大桥，以贯通浙江省铁路、公路交通。茅以升辞去舒适的教授工作，接受浙江省的邀请，担任钱塘江桥工委员会主任委员、钱塘江桥工程处处长职务。在茅以升亲自主持设计并组织下，在不到两年半的时间内，在极其复杂的水文地质条件下，克服重重困难，于1937年11月，建成了钱塘江大桥，其技术达到当时国际水平。这座大桥的建成，打破了外国人垄断中国近代化大桥设计和建造的局面，这是中国桥梁建设史上的一项重大成就，也是中国桥梁史上一个里程碑。鉴于茅以升为中国桥梁建设所做出的突出贡献，1941年，中国工程师学会授予茅以升荣誉奖章。 任长江大桥技术顾问委员会委员 1955年至1957年，茅以升任武汉长江大桥技术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又接受修建我国第一座跨越长江的大桥———武汉长江大桥的任务。1955年9月，大桥正式开工，到1957年9月25日建成，比原计划提前一年零三个月。1957年10月15日，武汉长江大桥举行落成典礼。武汉长江大桥是铁路公路两用的双层钢桁梁桥。上层为公路桥，宽22.5米，其中车行道宽18米；下层为铁路桥，宽18米。正桥长1155.5米，连同两端公路引桥，总长1670.4米。大桥将京汉铁路和粤汉铁路衔接起来，成为我国贯穿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并把武汉三镇联成一体，确保了我国南北地区铁路和公路网联成一体。 中国土力学的开拓者 20世纪30年代，国际上对土力学的研究还刚刚开始。茅以升在钱塘江大桥施工中遇到桩打不下和沉井下沉发生歪斜等现象，经过对钱塘江流沙的研究，他感到土力学是当前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立即开始刻苦钻研，很快掌握了这门新兴学科。1938—1941年，他在唐山工学院开课讲授土力学，他是我国第一个讲授土力学课的人。 为了让中国科技人员及时掌握土力学知识，茅以升在《工程》杂志上撰文讲解，组织大家学习。1940年他又捐款在中国工程师学会设“石渠奖金”，专门奖励研究土力学的优秀会员。1948年，他在上海发起“中国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基本建设工作全面铺开，面临许多复杂的地基基础问题，急需土力学与基础工程方面的人才与技术。这时，茅以升认为应尽一切努力普及并提高土力学知识，他于1952年在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组织成立了土力学小组，举办土力学学术交流和普及讲座。在他的倡议下，这种土力学学术活动逐渐传播到天津、上海、南京各地。1957年，茅以升主持成立了全国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术委员会，并成为国际土协的团体会员。同年，他代表我国土力学学会参加了在伦敦举行的第四届国际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术会议，为我国土力学界在国际上争得了应有的地位。几十年来，我国土力学与基础工程科学技术已有显著的提高与发展，这一切与茅以升的长期领导和关怀是分不开的，他对我国这一科学技术的开拓、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铁道科学研究院的奠基人 茅以升深知科学技术进步对于国家建设的重要性，1950年，他欣然接受铁道技术研究所所长(后为院长)的职务。这时他虽已年过半百，仍以过人的精力，不辞辛劳，开始了铁道科学研究院的创业，为铁路科技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他是铁道科学研究院的奠基人，是铁道科研事业的开拓者，在科研领导工作中一贯主张理论结合实际，科研要为生产第一线服务，强调继续教育和研究生培养的重要性，倡导学术民主，主张学术争鸣，勇于支持新生事物。 参与人民大会堂结构设计的审查 1958年在北京修建人民大会堂时，周恩来总理在审查工程设计时指出：“要有茅以升的签名来保证。”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茅以升非常信任，茅以升也对党的工作极端负责，他对人民大会堂的结构设计作了全面审查核算，最后签了名。 最早从事科普事业的科学家之一 茅以升是我国杰出的科普工作者，他是最早从事科普事业的科学家之一。1950年，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成立，他当选为副主席。他认为，“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只有把科学普及工作做好了，科学技术现代化才有基础”。他是最勤奋的科普作家，在他发表的200多篇论著中，有关科普工作的论著和科普文章约占1/3。他亲自撰写了《科学属于人民》、《进一步开展职工科普工作，迎接新的生产高潮》、《科学与科普的十大关系》等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的《没有不能造的桥》一文，在1981年荣获全国新长征科普创作一等奖。 桥梁建筑文学造诣深厚 茅以升一生学桥、造桥、写桥。他在中外报刊发表文章200余篇。主持编写了《中国古桥技术史》及《中国桥梁———古代至今代》（有日、英、法、德、西班牙五种文本）。著有《钱塘江桥》、《武汉长江大桥》、《茅以升科普创作选集》（一、二）、《茅以升文集》、《中国古桥与新桥》等。此外茅老毕生致力于桥梁史的研究，在传承和发扬中国桥梁文化方面，同样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在《桥话》编写一文中，创造性的提出桥文化理念，并从桥记、桥工、桥点、桥稳等方面，阐述古代桥梁在我国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科技、文学等方面的成就和作用。茅老还善用古典诗词增添文采，并广征博引，深入浅出。如中国古代桥梁技术史，茅以升《桥话》等作品，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散发出浓郁的文学气息。

【政治贡献】 发挥专业优势，提升国际地位 茅以升于1952年加入九三学社。历任九三学社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常委，第五、六、七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198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积极参加人民政权的建设，先后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常委，1984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历任国务院科技规划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副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全国科普协会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北京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市科协主任委员、中国科技报研究会理事长。 他是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的主要创建者，任第一、二、三届理事会理事长和第四、五届理事会名誉理事长。茅以升1982年被选为美国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1984年当选为加拿大土木工程学会名誉委员。他主持成立了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术委员会，任主任委员，该会经茅以升与太沙基教授联系，被国际土协接受为团体会员，使我国土力学界在国际社会中取得了应有的地位。 提出工程教育改革主张 茅老深知实现桥梁梦，还需要大批具有扎实理论基础和较强实践能力的专业人才，为此茅老倡导理论联系实际，强调实践在工程教育中的地位，提出了工程教育改革的主张，并身体力行。他先后吸收了29名大学工科毕业生来建桥工地工作，并从国内工科大学中每年选80名学生来工地实习。历史证明，茅老大桥工地成为培养我国桥梁工程师的摇篮，从中培养出了武汉长江大桥总工程师汪菊潜，南京长江大桥总工程师梅阳春等一大批新中国杰出的桥梁工程师。 为祖国统一做出贡献 为加强国际科技交流，提高中国的国际威望，他曾先后率团访问捷克、苏联、意大利、瑞士、法国、葡萄牙、英国、瑞典、日本、美国，并作学术报告。他在华侨知识分子中从事大统一、大团结工作，号召两岸科技工作者为祖国统一"大桥"各修一座"引桥"，使海外华人、港台同胞深受鼓舞。

【轶事选编】 博闻强记，勤奋好学 茅以升从小酷爱读书并善于读书。许多人惊羡他神奇的记忆力，殊不知这是靠他勤奋的背诵锻炼出来的。 为了锻炼记忆力。茅以升每天早上就站在河边背诵古诗、古文。河面上，风帆往来，渔歌阵阵，他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完全沉浸在自己所需要的知识海洋里。天长日久，他不仅背熟了许多古诗、古文，而且有效地增强了记忆力。一天，他爷爷用毛笔抄写古文，茅以升站在一旁默记。等爷爷搁下毛笔，他竟然把一篇《京都赋》一字不漏地背了出来。 茅以升不仅背诵古诗、古文，而且还不畏枯燥，背诵那些抽象的数字。一次，他看到有篇文章把圆周率的近似值写到小数点后面100位，就决定背诵这些枯燥的数字来锻炼记忆力。于是，他一节一节地来记这一长串数：14、15、92、65、35、89、79、32、38、46、26、43、38……尽管很难记，但从小数点后十几位，到几十位，直到100位，他硬是熟练地背了下来。在他八十高寿时，他还能奇迹般地背诵少年时代记下的这100位数字。 考先生来考学生 茅以升在各校任职期间，对校务管理、学校体制、课程设置、教学设备、科学研究、学术活动、教学作风、学生工作和校园管理等，都亲自过问，并做了重大改进。他在工程教育中，始创启发式教育法，坚持理论联 系实际，致力于教育改革。他认为教师的责任不仅是授业，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自力学习、自力研究的习惯和能力。他反对把学生当做“受体”的灌注式教学，实行启发式教学，使学生成为“主体”。他以自己的治学经验“博闻强记，多思多问，取法乎上，持之以恒”要求学生。他独特的教学方法是通过“考先生来考学生”。每次上课的前十分钟，先指定一名学生，让他就前次学习课程提出一个疑难问题，从学生所提问题的深浅，可知他对课程是否做过深入的钻研和探讨及领会程度。问题提得好，或老师都不能当堂解答的提问者，给满分。如提不出问题，则由另一学生提问，前一学生作答。此法推行后，深受欢迎，学生由被动学习变主动学习，思想极为活跃，学业大进。 同时，学生所提问题，能使教师受到启发，起到教学相长的作用。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亲自带领教育科学生来听茅以升的课，对他的教学方法评价很高，认为“这的确是个崭新的教学上的革命，是开创了我国教育的一个先例，值得推广”。1962年，他将自己的教育思想系统整理写成《建设一个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教育制度》，得到周恩来总理的好评。 建桥、炸桥、复桥 1933年至1937年，茅以升任钱塘江大桥工程处处长，主持修建我国第一座公路铁路兼用的现代化大桥———“钱塘江大桥”。他采用“射水法”、“沉箱法”、“浮远法”等，解决了建桥中的一个个技术难题。 钱塘江大桥开工于1934年。当时，浙赣铁路正在兴建，要与沪杭铁路衔接，需在钱塘江上架设一座大桥。钱塘江乃著名的险恶之江，水文地质条件极为复杂。其水势不仅受上游山洪暴发之影响，还受下游海潮涨落的约束，若遇台风袭击，江面常逞汹涌翻腾之势。钱塘江底的流沙厚达41米，变迁莫测，素有“钱塘江无底”之说。因此，民间有“钱塘江上架桥——办不到”的谚语，工程技术界也认为在钱塘江上架桥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经过5年的努力，茅以升终于将现代化的钱塘江大桥建成。建桥遇到的第一个困难是打桩。为了使桥基稳固， 需要穿越41米厚的泥沙在9个桥墩位置打入1440根木桩，木桩立于石层之上。沙层又厚又硬，打轻了下不去，打重了断桩。茅以升从浇花壶水把土冲出小洞中受到启发，采用抽江水在厚硬泥沙上冲出深洞再打桩的“射水法”，使原来一昼夜只打1根桩，提高到可以打30根桩，大大加快了工程进度。建桥遇到的第二个困难是水流湍急，难以施工。茅以升发明了“沉箱法”，将钢筋混凝土做成的箱子口朝下沉入水中罩在江底，再用高压气挤走箱里的水，工人在箱里挖沙作业，使沉箱与木桩逐步结为一体。沉箱上再筑桥墩。放置沉箱很不容易，开始时，一只沉箱，一会儿被江水冲向下游，一会儿被潮水顶到上游，上下乱窜。后来把3吨重的铁锚改为10吨重，沉箱问题才得以解决。第三个困难是架设钢梁。茅以升采用了巧妙利用自然力的“浮运法”，潮涨时用船将钢梁运至两墩之间，潮落时钢梁便落在两墩之上，省工省时，进度大大加快。钱塘江大桥建成后，为抗日战争做出了杰出贡献。建桥纪念碑的碑文记录了这段悲壮的史实：“时值抗日战争爆发，在敌机轰炸下昼夜赶工，铁路公路相继通车。支援淞沪抗战、抢运撤退物资车辆无数，候渡过江，数以数十万计。当施工后期，知战局不利，因在最难修复之桥墩上预留空孔，连同五孔钢梁埋放炸药，直至杭州不守，敌骑将临，始断然引爆，时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当时先生留下“斗地风云突变色，炸桥挥泪断通途，五行缺火真来火，不复原桥不丈夫。”之誓言，自携图纸资料，辗转后方。”为了阻断敌人，茅以升受命炸断了亲手建造的大桥，这是何等悲壮的义举。抗战胜利后，茅以升实践誓言，又主持修复了大桥。建桥、炸桥、复桥，茅以升先生始终其事，克尽厥责。 茅以升终生奋斗、追求不息，正如他总结自己的一生所说，人生征途“崎岖多于平坦，忽深谷，忽洪涛，幸赖桥梁以渡。桥何名欤?曰奋斗”。他终生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治学严谨，善于独立思考，勇于开拓创新；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数十年如一日，艰苦奋斗，呕心沥血，把毕生精力、知识和智慧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祖国的教育、科技和桥梁建设事业，赢得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敬佩和爱戴。他的崇高形象永远是中国科技工作者的楷模。